这场宪政讨论旷日持久，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宪法实践的多面性和动态性，宪政并非静态的理想状态，而是无限接近理想状态的动态过程。

以及张尚 （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28～34页。另一方面，行政法学中的单一法源论却只承认制定法形式的法源。

当然，以原则排除内容明确的既有具体规则在多数时候都会引起激烈争议。马怀德（主编）：《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因为不成文原则的表现或存在形式，如习惯、法理、乃至社会共识等，都不是法律所独有的形式。此种观点运用了格雷关于法律与法律渊源的区分——白纸黑字的制定法并不是法律，只是法律的（实质）渊源。而现代复杂变动社会中，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习惯不再具有当然的合理性、道德共识早已破碎，将习俗和道德作为法律渊源极有可能因无俗可依无德为凭而落入一般民众无所适从而强权在握者为所欲为的混乱状态。

简单地说，无论我们在语义上如何界定法律规范，原则的法律地位问题都不会消失。但是，该案的判决中有如下论述：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在近代国家，国家受其自身制定的法的拘束，这种确信正在逐步得到强化。

该一次机关在二次机关权限所及的范围内，以二次机关的意思作为其自身的意思。[96]奥托·迈耶的行政行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自我确认力理论所表达的法律思想，其实质是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因此，从格贝尔到拉班德完成了从法学实证主义到科学指导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典型转变。换言之，如果不拘泥于权限或权能与权利的区别，国家法人说完全可以为国民主权原理下的直接民主制或间接民主制提供说明。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准备了人或物的各种手段，用这些手段与人民发生各种关系，通过这些活动对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加以助长或者利用。[40]（4）近代的国民代表在整体上，国民代表的成员作为其部分，有着直接的二次机关的性质。

也许，这种残存应当归因于日本宪法本身。德国学者奥托·迈耶把行政组织问题从行政法学中排除出去，日本学者盐野宏将行政组织法研究定位为行政手段论，都或多或少是这种思考方式的反映。……通过法律和宪法规范，国家的统一性不仅在规范上，在现实中同样也被建构起来：规范和权限规则作为人类行为的特定协调框架，同样也在这一层面发挥着现实的整合功能。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就是生活在这种内心的虚构之中，现实的生活、相互的关系为内心的虚构所左右，恰恰是人这种高级动物的一种特质。

国家的自我拘束的第二个深意是对拟制说和有机体说的拒绝。前者说的是主权决定的国家意思性，后者表明所谓的国家意思是以国民的福利而非一般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内容。1891年4月末，耶利内克携家眷移居海德堡，度过了其幸福的余生。既然如此，拉班德为何还主张君主制呢？答案在于其对德国政治形势的悲观。

这和格贝尔使用的材料不同，格贝尔仍然把目标放在国家法的普遍基本概念上。[84]日本的小早川光郎认为：既然国家是国家法秩序本身的拟人化，那么‘国家有统治权这一命题看起来就是没有意义的。

[76]宫泽俊义的弟子芦部信喜则将重心放在了日本宪法第96条的解释上。耶利内克国家法人说的民主制思想要点主要包括：（1）代表是指一人与另外一人或多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前者的意思被视为后者的意思，故而两者在法律上被视为一个人格。

国家法人说形成于德国19世纪后半期，在20世纪初为日本所继受。可以称此为国家意思的公定力。……但是，在实定法学以及法律实务中，将各种国家机关依据各种法规介入人民生活作为‘国家的‘权利加以总括，换言之，加以透彻的概念化，不能说没有意义。他指出：统治权是国家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国国体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所谓最高机关，是拥有最高决定权的机关。

由于是普及性著作，《宪法讲话》对天皇机关说的阐述是概略的，甚至可以说是国家法人说的精简版。第一，国家法人作为一个法技术概念，或者说作为确定公法关系之权利归属的一个工具，至今仍获普遍认同，不论是法理学、国家学还是公法学，甚至在国家法人说的反对者和批判者那里都不例外。

[46]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皇机关说是日本版的国家法人说。正如细胞不是人本身一样。

其理由有二：第一，国家并非一种有统一意思的实在的共同体。既然如此，国家机关相对于国家而言还是权利主体吗？如果不是，国家机关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关系中何以成为权利主体呢？此外，个人挖出的天价乌木被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天价乌木案，[2]《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所引发的争论表明，[3]如果说国家是权利主体，那么其权利的内容、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如何，也有待讨论。

国家的权利必须以国家法秩序下可能的内容为内容，所以，将其个别具体地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义务和权利始终是个人的义务和权利，国家只是一个归属的主体。只不过在拉班德这里，国家权力的边界和制约都是客观法，归根结底来自于国家目的本身。1．国家法人对国家法人说展开强烈批判的凯尔森认为：法律和国家的二元论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迷信，国家不过是国内法秩序的人格化。

天皇机关说尽管已经将国家法人说打了折扣，但仍然遭到了强烈的攻击。[18]在拉班德看来，国家目的在于维护整体国民的生活秩序和提供援助，国家权力只能在这一目的所要求的范围内活动。

这种确信源自其对国家法人说科学性的自信：第一，两人都基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知识，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有统一意思的实在的共同体。我所说的国家是一个团体，打一个比方，国家是一个人，君主就是他的大脑，百官有司恰如其手足耳目，而人民就是其细胞。

我国宪法使用了国家所有、国家保护、国家保障等用语，类似用语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比比皆是。这两个定义看起来并不一致，因为法秩序与组织看起来不是一个东西。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天皇机关说事件对于美浓部达吉而言是一个冤案，对于军国主义势力而言，也不过是其篡夺大权、加强思想控制的一个口实而已。对于格贝尔而言，人格的意思是私法的普遍符号。这种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与耶利内克所谓的国民的被动地位及与之对应的国家的服从请求权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是组成国家的分子，但决非国家本身。

[69]相形之下，日本的情况要更为复杂。这种宣示至少会对各种国家机关的活动形成一种导向，其所指向的一般利益也会通过众人（特别是机关担任者）的合力在各种层面、各种场合以各种程度得到实现。

作为国家权力统治的结果，国民是统治权的客体，国民在此意义上是真正的从属者。这种意义上的法人格在概念上伴生于所有的法社会。

绝对主义国家是对中世纪的克服，使国家秩序的重建成为可能。所以，必然地，在第一个面相中，统治、行为与拥有权利的人格都归于国家本身。